唯爱物语前段时间，网上有“90年后夫妻生9个孩子”的新闻，我恰好在新闻发生地都安瑶族自治县。瑶族山区，夫妻生八个九个孩子很常见，一些网友的评论刻薄无知，有的干脆是恶毒。看到这些评论，我觉得有必要聊一聊。
图片和文章的关系不大，放这张图，是因为一些人说起多生孩子，就视为穷人思维，极为鄙夷。而题图居中者，是美国著名的参议员罗姆尼，曾竞选过总统。先发一张罗姆尼家族兴旺的图片，给拜上踩下的人看看。
长期计划生育宣传浸淫下，很多人将独生子女视为天然正确，生二胎是巨大挑战，生三胎四胎不可思议。至于生育9个孩子，在他们眼中简直非人类。事实上，当地人多生孩子，是基于特定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。写这篇文章前，我写了两篇文章谈当地经济，作前情铺垫。两篇文章分别是：
（1）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出深山
（2）深山里也能有高大上行业
以下是本文的正文。
6月2日，我在都安县隆福乡大崇村走访。这是全国著名贫困县治下有名的贫困村。县城开车到村里需两个多小时，村部走路到某屯，要一个多小时，有一半是爬山。一行人8点从县城出发，到几户人家拜访时，已经过中午12点。所有人累得气喘吁吁。
这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山坳，真正的四面环山，宛如瓮中。他们不愿外迁，政府毫无办法。眼见脱贫验收的日子将近，政府只得按照脱贫标准，给他们开路，建房，引水，通电，接网。这几户人家有网络、电视、冰箱和空调，条件和山外差不多。只有看见孩子时，遇到那种怯生和害羞，才有那种“极贫山区”的感觉。
我走入一户人家，看到两个三四岁孩子光着脚玩耍，问他们几岁，上幼儿园没有，他们好像没听懂，害羞着跑开。过一会儿，几个稍大的孩子出来，他们能说普通话，也很害羞，一问一答，不愿多说话。起初我以为这是邻居家的孩子，看他们在玩耍，才知道是一家人。几个孩子长得黑黢黢，说不上营养不良，就是显然常年晒太阳的南方小孩的那种黑。
和他们的父亲老蒙攀谈才知道，他家还有三个孩子在镇上读中学，很少回家。家里这几个孩子本来也读书的，因为疫情，幼儿园和小学没开课，才都待在家里。老蒙指着一个抱在老人怀里的孩子说，那个是最小的。
我数了一下，家里能看到6个孩子，最大的不超过10岁，最小的还没学走路。加上在外上学的孩子，一共9个。老蒙今年四十多岁，晒得黑，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。他们告诉我，9个孩子在村里不算最多，有一户人家生10个，还有一家生12个。
村里男青年大都面临“讨老婆难”的困境，30多岁结婚很常见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老蒙也是30多岁结婚，差不多每年生一个孩子，他的妻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闲着。生那么多孩子，日子怎么过呢？老蒙说最多的一个词是，没事。
住在深山，小孩子走路上学，得走一个小时。老蒙说，他们兄妹几人一起上去，一起回，都不用大人带。小孩子刚上学那几天，爷爷奶奶还会跟他们去，几天之后，他们就不要爷爷奶奶跟，因为老人追不上。
小孩子走山路不危险吗？老蒙也说，没事，他们天天上山，习惯了。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你和他们上山，都不一定能跟上。山里几乎遇不到外人，人都罕见，车就更少。至于别的危险，比如小孩子会不会失足摔下山，或被野兽袭击，老蒙都是一句话，没事的。老蒙是瑶族，普通话说得不太好。
令城市父母身心俱疲的“看小孩”问题，在这里不存在。山里孩子高度散养——不是没管教，而是父母只在吃饭上学几件大事费心，至于深度陪伴、亲子玩耍、温柔照顾这些城市概念，山里不需要。父母管好领头那几个孩子，大孩子再管小孩子，他们互相自己玩，就可以了。
十多年来不断怀孕，女人受得了吗？很多人关心这话题。我没见到老蒙的妻子，也没好意思细问。从“90年后夫妻生9个孩子”的新闻看，当地妇女生多生孩子，有自己的考虑；她们确实辛苦无奈，但这种选择并非他人强迫。
一些城市女性说，有哪个女的愿意多生孩子，她生那么多个，不是被丈夫强迫就是被洗脑——这种论断太自以为是。一些人自己不愿生孩子，就把其他生孩子的女人看成奴隶，忽略具体情境和个人选择，直接破口大骂，到底谁在侮辱女性呢？
养那么多的孩子，负担一定特别重。但是，这种负担重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。一些人（尤其没养过孩子的人），他们想象的养娃负担，是乘数式的。养一个孩子成本是N，养两个孩子的成本就是2N，多生几个，则再翻几倍，简直吓死人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养孩子最大的投入非吃穿费用，而是精力投入。生两个或三个孩子，吃饭花钱会增加，但通常都负担得起——在当代社会，即便最穷的山村，吃饱饭早已不成问题。孩子的花销很少，衣服轮流穿，玩具一起玩，成本增加很有限。
山里的穷人养孩子，花钱并不多
在山村里，养两三个孩子投入的精力，和养四五个孩子相比，差别可能不大。最大的成本，也许是妇女怀孕哺乳，孩子很小，会耽误生产劳动——毕竟，劳动力是非常宝贵的资源。如果家里有老人带孩子，这种成本又减少很多。孩子在长大，大孩子帮忙带小孩，几岁之后，就很少需要精力投入。
山里人家生养那么多孩子，确实辛苦，但要以为他们手忙脚乱，顾不过来，则大可不必——多子女的家庭，其间的秩序和管理，是外界很难想象的。
无论新闻里的90后夫妻，还是我见到的老蒙夫妇，他们大多没读过书。他们生孩子的选择，倒很符合成本收益计算。在那样的贫困山村，多生孩子的边际成本有限，但从收益来看，有很大的潜力。
按照传统方式生活，多一个人，多一劳动力，多开一分地，与人发生冲突，也多个帮手。接入了现代生活，这些多子女家庭，则拥有更大的改变机遇。孩子多了，有愚有贤，他们天性禀赋不同，选择也各异。有的读书，有的打工，有的外出闯荡，有的在家种地。无论如何选，他们都不会比父辈过得差。如果运气好，整个家庭都会为之改变。
韦国则的几个大孩子成绩不错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成绩位列前茅，常考第一名。
我在广西走访，一个显著的印象是：年轻人外出打工越多的村子，房子建得越好。不用政府帮，他们自己先建新房，修筑水柜，安装太阳能热水器。越多子女在外，父母越有保障。倘若只有一两个孩子，恐怕又要被一亩三分地捆得死死。
一位同事和老蒙聊天时，说到一句话，大概也是计生宣传部门经常说的话：少生几个孩子，负担轻一点，家里才会有点钱。老蒙的说法是，一直没什么钱啊，还是养孩子比较好。听到这话时，我的理解是：在这山里，最大的希望不是土地，而是人。土地不会带来希望的，人才会。
不是越生孩子越穷，而是越穷越生孩子。在那样的环境，孩子是奋斗的动力，也是人生的希望。将家族命运的改变，寄托在子女身上，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朴素的做法。“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。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”。《愚公移山》的这句话，用来形容这些山里穷人，或者传统中国人，我觉得很贴切。
老蒙每年一半时间在外打工，他不在家时，家里女人要管那么多孩子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得靠老人和邻居一起帮忙。孩子上完中学去打工，就可以大大缓口气。和老蒙的情形相同，新闻里的男主人公韦则国，也是大半年在外打。他的妻子要请娘家人来帮忙，或者直接住在娘家。虽然同样贫穷，但穷人的互帮互助，是他们得以艰苦度日的扶持。
韦国则大部分时间是工人。早上八点上班，下午五点半下班，一天200，一周工作4到5天。一个月大约4000多收入，加上家里低保3850元，一家收入达每月8000元。
如果不是多生孩子，而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，只生一两个孩子，在那样的山村会成什么样？发家致富吗？不可能的。在那样糟糕的环境，即便一个孩子也不生，苦心奋斗，也不过是土里刨食。孩子太少，面临早夭的风险；夫妻年纪一大，家里劳动力就短缺。更严重的是，少子家庭的养老压力非常大，身为父母，不能没有风险意识。
现代大山里的穷人，他们生孩子的行为模式，和数十年前中国穷人家庭并无二致。在他们眼中，孩子不是负担，而是希望。孩子多并不可怕，贫穷也只是暂时；反倒无家无儿，孑然一身的光棍，很容易成游民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日暮途穷。
从山区里走出，进入县城，经过幼儿园和小学时，再次看到熟悉的场景。父母们骑着摩托车接送孩子，爷爷奶奶打着伞在校门口张望。想都不用想，这样的家庭结构不可能多生。
这些城市人，他们一两代人之前，也住乡下，有众多兄弟姐妹。城市化降低了生育欲望，人们把资源集中倾注在一两个孩子身上。随着城市化推进，许多村民搬出深山，住进城镇，他们也逐渐改变了生育模式。
这是大多数中国地区一路走来历史，只是在贫困山区，历史进程慢了一些，很多人就觉得陌生，将多生孩子视为怪物。呼唤“计划生育”，主张“惩罚超生”的人，除了把山民勒索得更穷，将他们逼向更远的深山，其他什么都不会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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